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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李天纲:海派文化不仅“洋派”,而且“会通”

发布时间:2019-11-08 14: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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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徐汇公立学校是上海和中国第一所西部中等教育学校,成立于徐家汇地区。徐家汇图书馆,第一个西式图书馆;第一个博物馆,震旦博物馆;徐家汇天文台,第一个天文台;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汉学研究所...最近,复旦大学的李天罡教授在徐家汇风景区的讲座中引用了这些具体的“第一”,并追溯了上海学校文化的起源。他认为,数百年前出现在上海的文化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是上海文化成就的重要因素。在这场文化对话中,徐光启、马项伯等代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如何处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学校文化是近年来上海文化研究的热点。谈到上海的学校文化,人们经常想到“时尚”和“外国学校”。然而,与此同时,对上海学校文化也有许多误解。例如,上海的学校文化“崇洋媚外”,以近年来的西化而闻名,没有任何基础。这是错误的。

历史上,整个江南地区的传统文化非常发达,上海也不例外。当然,上海的确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在400年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它确实担当了“桥头堡”的角色,引领着“西方文化传入东方”。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开放性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巧合,一种新的知识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为上海的上海文化。

上海学校文化依赖“西化”吗?这绝对是个误会。

徐家汇图书馆。

人们经常听说上海的学校文化非常“外国学校”。言外之意是,上海学校文化似乎只有西方化才出名。过去,有人诬蔑上海学校文化,说它是“外来文化”和“殖民文化”。那么,真相是什么?

“上海学派”的确与西方文化有关。港口开放后,我曾将上海文化分为两个阶段。一种是早期由外国人主导的“维多利亚”文化,主要是引进的。另一种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化”,它是中外融合的产物,以本土创新为主体。在我看来,认同或批评上海文化的“外国学派”不能片面地说,因为上海文化与传统文化和江南文化并不冲突,而是有着更深的渊源。还有很多人误解了上海的历史,说这里的文化没有基础,完全依赖于“西化”,是“洋泾浜”。这些都是错的。

上海文化有着深厚的传统,它在多大程度上与历史有关?上海的历史有多长?1991年,上海历史研究的几位资深学者,如唐贞昌、吴云甫、史轩辕、周和真和当时的几位年轻人,一起讨论了上海历史应该如何计算。当时,从元朝到元朝的1292年和29年被确定,“上海城”成为“上海县”和“700年的城市建设”。

这座“700年之久”的城市是美国建国历史的三倍,但与有3000多年历史的苏州以及南京、苏州、杭州、Xi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古城相比并不算长。然而,一个地方的文化起源通常早于其行政系统。没有上海县,当地文化已经发展起来。例如,在儒、道、释的影响下,上海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是“南方的强市”,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例如,青浦县在明朝万历年间与上海是同一个县。金泽镇在宋代已经很繁荣了。镇上的一号庙甚至比杭州灵隐寺还要香。明清时期朱家角镇有一万户人家,出了几十名进士,有些地方不止一个政府和一个省。

不用说,江南文化源远流长,人山人海。然而,江南文化的悠久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上海文化的强势崛起还有待澄清。与此同时,还有一点需要区分,那就是当上海的“上海文化”尚未形成时,明清时期就有了强烈的西方文化输入。鸦片战争前,上海以在江南传播“西学”而闻名,这为“上海学派”的未来崛起铺平了道路。明末清初,上海在江南地区脱颖而出,是外来文化的“输入地”。上海的徐家、乔家、潘家,华亭的徐家、嘉定的孙家,都传承了“西学”。人们普遍认为,上海在《南京条约》后开了一个租界,也就是说,在1843年11月14日,它成为了一个对外交流的港口。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万历年间,上海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人物,如董其昌、陈继儒、陈子龙,更重要的是徐光启。葬在徐家汇的圣人徐光启使上海成为明代当时文化开放的中心。鸦片战争前200多年,被称为“徐上海”和“许歌老”的徐光启,已经是翻译的先驱和“西学”的领军人物。与此同时,徐光启也是“文远格学者”,“实学”(儒家经典)是一流的,为全国树立了榜样。徐光启认为,“西学”与“经学”相辅相成。

两位上海代表

海派文化来自江南文化,有两个上海人可以代表它。

一个是明末的徐光启(1562-1633),另一个是晚清的马项伯(1840-1939)。这两位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是在江南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他们的身份早已被赋予连接中西的能力,而且都与徐家汇有着密切的联系。徐光启和马项伯都是精通旧学的传统士大夫,但他们在明末清初以及清末民初的西学运动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徐光启在上海出生和长大。他的祖父是个商人,出生在这个城市。徐家在程楠台庆广场(石楠区,现并入黄浦区)建了一座“九层”住宅。徐家在上海西郊有农田。徐光启生前曾在这里工作,并接到后方的命令,要埋葬和建造坟墓。徐家的后代守着坟墓,管理着这所学校。他们住在一起,被称为“徐家汇”。

徐光启是万历最高科举考试的成功考生,也是崇祯文渊大学的学生。他不仅学习儒家经典,还翻译和传播西方学术。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会见了意大利人马特奥·里奇(1552-1610)。从那以后,他的知识突飞猛进。徐光启以科学家、政治家和翻译家闻名。一个政治家,因为他反对清朝。科学家,因为他研究天文学、历法和农业。据说他是一名翻译家,因为他翻译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和亚里斯多德的《灵魂论》,即《凌岩·邵丽》。徐光启是一个可以拯救明朝免于死亡的人。他负责日历维修、炮兵建筑和军事训练。他死后,明朝无望了。徐光启是一名翻译,但为什么和如何?我们浏览了原始几何学,这是欧洲人在文艺复兴后从阿拉伯发现的一部重要著作,即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它是由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又名“丁先生”,因为拉丁语的意思是“钉子”)研究和整理出来的。克拉维乌斯制定了公历,欧洲天文学和历法立刻得到了发展。欧洲中世纪的日历落后于中国。汉朝、唐朝、宋朝和元朝的历法比欧洲的要好。然而,在明朝,“大李彤”远不如欧洲。徐光启和利玛窦决定翻译《几何原本》,编纂《崇祯李殊》。1644年,清朝将其改名为“西历”。基本框架一直延伸到今天。徐光启可以翻译这些作品,因为他和利玛窦是朋友和伙伴。我喜欢称他们为“伙伴”,指的是教师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两个人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利玛窦和徐光启并列出现在徐家汇天坛和图山湾博物馆,以及17世纪后的各种欧洲作品中。徐莉的《陶土》于1672年首次发表在克尔彻的《中国土说》中。图中两个人身高相同,两边都有,这表明两个人地位平等。这幅画是巴洛克式的结构,对称、平衡、重复。利玛窦还要求徐光启“中学”将儒家经典翻译成欧洲。《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都被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他们的同学尼古拉·特里戈(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写了利玛窦的《中国笔记》,该书对中国文化给予了许多赞美,如“辽阔的疆域和丰富的资源”、“礼仪之邦”和“4000年的文明”,所有这些都是在这本书的开头出现的。这些都被他们公布了,然后又传了回来。利玛窦说,3000年前中国有造纸和书籍,而欧洲只有15世纪的古腾堡印刷。此外,据说中国的历史记录自周朝以来就没有中断过,而且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停止过,仅举几例。

马·项伯是一个有趣的代表人物。如果说徐光启在晚明为中国奠定了“西学”的基础,那么马项伯继承了过去,在19世纪和20世纪将新的“西学”引入了“上海文化”。马项伯,原名建昌,改名为梁,出生于江苏丹阳。1851年,马项伯从家乡来到上海,就读于徐家汇中学(后更名为徐汇公立学校),成为“新上海人”。从那以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徐家汇和托山湾。他是典型的徐家汇。马项伯参与了徐家汇天文台、气象台、博物馆、图书馆等的筹建工作。1876年,他离开教会,加入幕府,参加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项伯懂七八种语言,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韩语和日语。在19世纪的中国,项伯无疑知道最多的外语。章太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他鄙视阶级,尤其是买办知识。然而,他认出了四个西方人:马岩和顾武彦、马项伯、辜鸿铭和吴方婷。一般人都在国外学习外语。项伯出国前学了许多语言。可以看出,徐家汇的上海学术氛围也很好。安杰洛·佐特利(1826-1902)是马项伯的一名教师,意大利人精通汉语。他用拉丁语翻译了《四书五经》和上百种思想流派,编写了《中国文学教程》(A Course in Chinese文学奖),这比莱格的英语翻译要好。他成了徐汇公立学校的校长,马项伯是他的搭档,就像利玛窦的搭档是徐光启一样。

马项伯的翻译也很出色。在1898年改革运动的高潮中,梁启超说服清朝在徐家汇设立了中央“翻译局”,该局几乎是从北京迁来的。晚年,他从事翻译工作。《新历史》是马·项伯翻译的新约。《知识简述》是他对欧洲经济研究所哲学的介绍。《拉丁通》是他用来教梁启超、麦花梦、蔡元培、张元济、余有仁和黄炎培的教科书。《马史文通》是第一本用西方语法研究汉语的书。签名是马建忠(建勋、建昌和钟健,马史的三兄弟)。

徐光启、马项伯的学术轨迹勾勒出了上海400年文化开放的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江南文化是如何走出困境走向现代的。这两个徐家汇人非常擅长“中学”。不用说,他们非常擅长“中学”。有价值的是,他们在周围的环境中仍然非常保守,他们正在尽力讨论和学习他们不熟悉的“西方学习”。他们的知识和个性是完整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上海的学校文化才能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所有的河流都流入大海,东西方交汇。

“崇洋媚外”而非“迷人外国”的文化开放

上海是第一个传播外国文化的地方。如果“上海学校文化”还应该包括科学、哲学、艺术、教育等内容,或者如果确实有“上海学校学习”,徐家汇无疑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当然,徐光启、马项伯等故里的祖先应该是上海“上海学派”的创始人和开端。

1619年,利玛窦的学生金尼带着“7000本西方书籍”从欧洲回来。徐光启一听,立即要求法院成立“翻译局”,翻译和出版江南的西方作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徐光启开始自己翻译,并筹集资金在民间印刷。在中国哲学史上,据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翻译始于20世纪,他们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才在大学里教授经院哲学和古希腊哲学。这是完全错误的!明代,徐光启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阿尼玛》。徐光启不懂拉丁语,但他有一个助手弗朗切斯科·桑比亚索(Francesco sambiaso)(1582-1649),他在南京做研究,并来到上海和他一起翻译。

徐光启在研究中世纪哲学时提到了“四门课程”,即物质、形式、行动和建议。他把“四个理由”翻译成“四个理由”,意思是知道原因。徐光启是第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他将人类经验形而上学化,并将其归因于真理和本体论的讨论。徐光启用宋明理学的概念,即朱Xi和王阳明来翻译西方哲学,这比今天一些平淡的翻译如白开水有趣得多。

在松江,另一名传教士白英利(1623-1693)是一名由徐光启家族支持的耶稣会士。白英利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书,首次将孔子和儒家思想介绍给欧洲人。因此,上海人“崇洋媚外”。他们喜欢西方文化,但是他们不受外国人的驱使。相反,他们是主人,花钱让人做事。

19世纪和20世纪,徐家汇成为“上海学派”的发源地。1876年,耶稣会决定放弃北京,不再寻求“朝廷崇拜”的机会。相反,耶稣在上海徐家汇致力于精英学术研究,发起了大规模的“江南科学计划”。该计划实施前后,上海和中国第一所西部中等教育学校徐汇公学在徐家汇地区成立。徐家汇图书馆,第一个西式图书馆;第一个博物馆,震旦博物馆;徐家汇天文台,第一个天文台;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汉学研究所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马项伯在徐家汇地区创办的震旦学院和复旦学院也是“江南科学计划”的持续成果。徐家汇地区的科学、教育、文化和学术机构都已成为“上海学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徐光启生活的晚明到马项伯生活的19世纪,上海文化中确实注入了许多外来文化。徐家汇是上海精英文化的重要来源。它提供教学、科学、文化和健康方面的高端学习。它的文化遗产仍然清晰可辨。

徐光启和马项伯做了“西学东渐”和“崇洋媚外”。当时,西方的科学、哲学、文化、艺术和技术确实比较先进,比清代的“八股文”好得多。然而,并没有说他们“奉承外国”。看看徐光启和马项伯。他们一点也不谄媚。他们曾经以外国人的身份谋生吗?徐光启和马项伯实事求是,学习先进,服从真理。从徐光启到马项伯,不仅是为了传播外国文化,也是为了融合外国文化和传统学术。各有各的优势后,这种融合会产生一种新的知识,这种新的知识已经发展成为上海的“上海学校文化”。

徐光启在1631年年鉴目录中说:“如果你想赢,你必须明白。在你通过之前,你必须翻译。”要超越“西学”,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在学习之前,你必须先翻译。“克服”、“交流”和“翻译”是学术创造的三个阶段。“战胜”并不意味着像我们最终又赢了一样继续“西学”。这不是上海文化的创新逻辑。徐光启的“超级胜利”是一种“创新”,意味着创造“新文化”,做出新的贡献。这是过去400年上海文化的主要模式、大尝试和大目标。

[思想家传记]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罡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宗教。他曾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上海的历史。专著作者:金泽:《探索江南民间祭祀的起源》(2017)、《跨文化解读:儒家经典与神学的相遇》(2007)、《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学与意义》(1998)、《文化上海》(1998)、《人文上海》(2004)、《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2009)、《徐光启全集》主编、《马项伯全集》主编等。他获得了“徐光启奖”(香港,2001年)和“利玛窦奖”(意大利,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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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王镇文字编辑:李小嘉专题地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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